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理性?

大家好,我是北平牧哥!

我们总以为理性是现代人的基本素养,是人人与生俱来的能力。但在现实中,我们看到的却是:人们在群体中变得狂热,在亲情中失去判断,在舆论中盲从,在权力面前彻底屈服。这个时代似乎人人都在“讲道理”,却没有多少人真的在使用理性。

理性不等于会分析问题,也不是嘴里挂着“逻辑”“证据”这类词汇。理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结构,一种能让人从感性经验中抽象出普遍性原则、并据此自我修正的内在能力。但为什么很多人并没有这种能力?甚至连理解它都做不到?

问题的根源,也许要从我们对“理性”这一概念的误解开始。

“理性并不是知识的总和,而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。” ——黑格尔

西方哲学传统将理性视为普遍真理的通道。从柏拉图的“理念界”到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,理性被视为通向绝对知识的唯一通道。这种传统在近代科学革命中达到巅峰:牛顿体系、康德哲学、黑格尔体系——理性成为了整个宇宙的“结构”。在现代社会,理性被进一步工具化,成为效率、逻辑、秩序、决策的代名词。

而在中国传统中,“理”则是伦理结构,是天地秩序,更多是一种礼教化的道德规范。“理”并不来自抽象,而来自血缘、人伦、天命。因此,“理性”在中文语境中,常常被混淆为“听话”“守规矩”“讲情理”。于是,那些在道德上坚持“孝顺”、在社会中懂得“人情世故”的人,往往自认为是“理性”的典范。

这是一种深刻的错位。

真正的理性,从来不是“合群”“顺从”或“道德感”。它是能从经验中抽象出结构,并对这些结构提出质疑的能力。一个人是否理性,不在于他说出多少漂亮话,而在于他是否有勇气对抗自身习以为常的信念。

理性意味着怀疑、反思、自我拆解。它让人不满足于“这件事以前就是这么做的”,也不轻信“大家都这么说”。它追问因果链条、质疑归纳合理性、避免诉诸权威。它不是顺应系统,而是改写系统。

“我看见太阳每天升起,但我不能由此证明它明天还会升起。” ——大卫·休谟

休谟这句话震碎了整个西方哲学体系。他指出经验无法推出必然因果,而理性只能在不确定中建立概率。这意味着,人类理性从来不是全能的,它建立在假设、约定和不稳定的证据链条之上。

但也正因为如此,理性才如此珍贵。它是一种在不确定中保持清醒的能力,是一种即使无法确定真理也要拒绝谎言的姿态。

理性从不承诺确定性,它只是承诺清醒。

然而,这正是许多人所无法忍受的。

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,并不鼓励怀疑、推演、批判,而是强调顺从、背诵、服从。一个孩子如果对课本提出质疑,往往会被认为“太叛逆”;一个学生如果不照老师要求写“正确”的作文,将会面临“跑题”的惩罚。在这样的系统中成长的人,很难发展出真正的理性能力。因为他们从未被允许从自己的经验中抽象结构,更未被鼓励推翻这些结构。

于是,他们最终只能依附于权威,依附于主流,依附于群体。

这也是为什么,很多看似聪明的人,最终仍不具备理性。他们可以掌握复杂的信息,却无法做出清晰的判断;他们懂得引用名言警句,却在现实中轻信流言;他们在数据上精确分析,却在亲密关系中情绪化崩溃。

因为理性不是知识的积累,而是结构的觉察。

很多人没有理性,不是因为他们“没学会思考”,而是他们的整个成长轨迹都在告诉他们:不要质疑,不要独立,不要脱离集体。最终,他们习惯了外部世界为自己设定一切意义。

而一旦脱离这种外部赋予,他们就会陷入深刻的不安:

“我到底该怎么判断?” “如果我不相信他们,我还能相信什么?”

理性要求个体拥有意义的自我生产能力。而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极度匮乏的能力。

“人是一种会赋予世界意义的动物。”
——海德格尔

海德格尔指出:人之为人,在于他能对存在本身提出问题。但他也敏锐地指出:现代技术社会不断地用工具理性取代存在感,使人类变成了“存在的遗忘者”。人类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,实则失去了根本的存在感。

当人类沉溺于工具理性时,他们会变得极其聪明,却极其空虚。

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:商业精英精于计算,却无法处理基本的人际信任;学术权威知识渊博,却对异议表现出惊人的封闭;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头头是道,却在事实面前拒绝修正。因为理性一旦脱离自我反思,就会成为僵化的“意识形态”。

而当理性进一步被外化为群体的判断标准,就演变为一种社会压力:

“大家都说的就是对的。” “你为什么要质疑主流?” “你怎么敢不相信专家?”

群体理性不是理性,而是一种带有恐吓性的共识构造。

这种结构下的人,并非真的非理性,而是不被允许拥有理性。他们被灌输了太多“正确的答案”,却被剥夺了追问的权利;他们从未学会对信息进行结构性辨析,只会在情绪和立场之间选边站队;他们不理解理性不是意见,而是一种过程,一种通往更复杂理解的持续实践。

更可怕的是,当理性被塑造成某种“身份标志”时,它就失去了反思性,而成为炫耀的工具。有人用理性掩盖冷漠,有人用理性粉饰权力,有人用理性取代情感,甚至有人用理性摧毁他人的经验感受。

真正的理性者,不是压制情绪的人,而是能辨析情绪结构、在其中保有判断的人。

理性并不排斥感性,而是与之共舞。理性并不意味着“无情”,而意味着“清醒”。它让我们在愤怒中看到因果,在悲伤中洞察结构,在快乐中思考代价。它不是抹除人性,而是让人性更有尊严。

“你们必晓得真理,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 ——《约翰福音》8:32

理性与信仰并不冲突。真正的信仰,是在理性不能通达之处保持谦卑,而不是用信仰逃避理性的追问。佛陀说“缘起性空”,意味着一切结构都非永恒;保罗说“信心不是看见”,也暗示信仰是超越经验的。但唯有理性,能带我们走到信仰的门槛之前,让我们知道自己为何相信。

真正缺乏理性的人,不是无知者,而是拒绝思考的人。

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成为哲学家。但我们至少可以期待一个社会,鼓励每个人去提问,而不是惩罚提问;鼓励每个人从经验中抽象,而不是强制统一答案。

理性不会带来所有答案,但它能帮助我们识别哪些答案是谎言。

那个敢到台湾总统府前拉横幅的小薇,被派出所电话吓哭了

小薇的故事,说来令人唏嘘。这个曾经站在台湾总统府前,高举横幅的“网红陆配”,如今,在贵州老家因为发了一个维权视频,大半夜接到派出所的一个电话后,给吓哭了。

曾几何时,她凭着“爱国”标签在两岸引发关注,一度成为流量热点。如今她回归山村,在泥泞中提水、在灶前烧柴,一通电话就击碎了她曾经的“无畏”。

有人看笑话,但我更多是感到心酸。

她的落差,不止是从城市回到农村,也不止是从自由到恐惧,而是从信仰一个国家,到被这个国家教训。

小薇的老家,在贵州的农村。一个典型的“山高皇帝远”的地方。山路蜿蜒,生活原始,烧的是柴火、背的是猪草,村民靠天吃饭、靠政策生存。每到夏天,大雨山洪,田地被毁,政府会拨下补偿款。

国家是有这笔钱的。

财政部门拨下来的款项,明文规定有: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金、地上附着物赔偿、青苗费、后期扶持资金等等。每一项,都是为了让受灾群众重建生活。但这些钱,落不落得了老百姓手里,是另一回事。因为,这中间还有“人”——那些头顶乌纱帽的本地干部,那些在“制度边缘”拥有实权的“土皇帝”。

这笔钱,谁来决定分不分、怎么分?在很多地方,不是由政策说了算,而是由“人情”决定的。

小薇去了村委会,想讨个说法。她语气不软,态度不低,没多久,视频上了网。流量还没来,电话就来了——来自当地派出所的警告。没有正式传唤,也没有拘留,只是一个提醒式的通话,就把她吓哭了。

也许那一刻,她知道,她不是“网红”,也不是“爱国代表”。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回乡女人,一个在山村里试图争回属于自己权益的农妇

我想,她哭得不只是害怕,也许还有失望。失望于自己的热情没有换来尊重,失望于“表达”的权利只是短暂的幻觉,失望于曾经引以为豪的身份,在这一通电话里变得苍白可笑。

“喊口号是最廉价的事。”

小薇当年在台湾时的直播火得不行!她话语激烈,立场坚定,“爱国言论”一度让她赢得大量关注。她的丈夫是台湾人,自己也嫁得不差,住透天厝,三个孩子衣食无忧,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

她本来可以平稳生活,可她走上了一条“赛道”——靠政治表演博关注。

她选择了站队,选择了表忠,选择了把复杂的身份变成单一的符号。

但问题是,你喊了“祖国万岁”,祖国听见了吗?

在台湾总统府前拉横幅时,没有人拦她,甚至士兵礼貌地收下她的陈情信。这不是因为台湾“怕她”,而是因为那是一个允许她那么做的地方。

而在贵州,一个村官都能让她无处说理,一个电话就能让她夜不能寐。这不是因为她“犯了错”,而是因为她根本没处可说理

很多人都说:你以为你还在台湾?

在台湾,你可以表达,可以争取,可以抗议。

在贵州,你最好闭嘴、识趣、顺从

她走过了一条完整的曲线:从泥泞中走出去,再从自由的地方回到原地。而真正可悲的是,她从未意识到自由的意义,她以为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喊口号,却不知喊话的方向变了,语境也变了

这里不是总统府,而是祖国西部农村的村委会,你得老实点儿!

有人说她活该。可她真的活该吗?

她想要的,只是一个属于她的补偿款。不是为了颠覆体制,也没想组织游行,只是为了拿回本该属于灾民的一份钱。

而这份请求,在某些地方,就已经是对权力的大不敬了

真正让人难过的,不是她的遭遇,而是她的无力。

她不再是那个站在总统府前的“小薇”,而是无数在底层被行政力量压垮的普通人之一。区别在于,她被看见了,而更多人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

人总要为自己的认知埋单。

小薇的经历令人唏嘘。她以为她可以“自由地选择立场”,但在没有护盾的体制下,你就只有一个身份:服从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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